翻譯乎?認知乎?

撰文│何元建、李德鳳

澳門大學翻譯傳譯認知研究中心在2014年11月9日正式掛牌成立,趙偉校長、程海東副校長(學生事務)、香港中文大學王士元教授、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曾志朗院士等等,出席了成立儀式。澳大歷來設有翻譯傳譯課程,含葡-漢/漢-葡、英-漢/漢-英、日-漢/漢-日等語種,包括學士副修、碩士、博士等課程。翻譯傳譯認知研究中心的設立,為推動翻譯傳譯的教學與研究更上一層樓。

譯事無處不在

翻譯自人類有語言起,便已存在。講不同語言的人要溝通,只好借助譯員的口頭傳譯或者書面文字轉譯。據說,諸葛亮深入不毛,平定南蠻,就有譯員隨行;鄭和七下西洋,隨員兼作翻譯。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經濟高速起飛,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今天赫然已居世界之重。隨之而來的,是譯事無處不在。貿易、金融、股市、媒體、涉外行政司法海關等,幾乎每日每時都涉及譯員的工作。對譯員的需求多了,自然就有了培訓譯員的要求。澳大的翻譯傳譯課程就是為了培養學生的雙語互譯能力而設。

翻譯學的興起

20世紀70年代,翻譯學正式興起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所謂「興起」,是指由歐洲學者發起,再達至北美、亞洲、澳洲等地區。所謂「獨立」,有兩個意思。其一,要建立起一個關乎翻譯過程、翻譯作品,以及翻譯作品的社會文化功能的理論系統,使之可以有原則性的指導譯員培訓,不再依靠譯者抒發感受的隻字片語來指導翻譯教學。其二,要突破傳統。傳統上,翻譯屬於比較文學範疇。在中國,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是在中文系教的,屬於外國文學科的大範疇,也包括對這些已經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研究。在中文系,比較文學就是中、外文學的對比研究。但是,中文系老師自己基本不做翻譯,靠的是外文系老師和社會上的外語人才已經做出的外國文學譯本來教書和做研究。另外,中文系的比較文

學研究不涉及翻譯過程本身,因為非通曉外文而不可。這樣一來,涉及翻譯過程、譯文質量的對比研究,就落到外文系身上。於是,外文系的比較文學常常是拿外國文學作品和它的中文譯本進行對比,以及拿中國文學作品和它的外文譯本進行對比。這種雙向的、基於譯文的中、外文學作品的對比研究,在海外的中文系也是大行其道,有異曲同工之妙!

澳大學生為校外活動作傳譯

翻譯是大腦認知能力的應用

古今中外,翻譯活動的一個非常實際的用處,就是用於外語教學。你要學一門外語嗎?好,教你一些生詞,教你一些語法,然後就是反覆地來回翻譯。翻譯得越多,你對要學的語言就越熟悉;翻譯的東西越高深,證明你的進步越大。問題是,在兩種語言的來回轉譯之中,對學生掌握一門原來完全不熟悉的語言到底起了甚麼樣的作用?須知,這個過程並不是拿起筆做功課而已,而是通過大腦來完成的,大腦才是完成轉譯的地方。

不管是誰來做翻譯,不管譯者受誰贊助,意圖與初衷如何(做翻譯是為了革命,還是為了民主科學,還是為了傳播福音,還是為了欣賞文學),意識形態傾向如何,宗教信仰如何,源語至譯語的轉換必須經過大腦,別無他途,是譯者的腦力勞動,或者說是大腦的認知活動。感官(如眼、耳)接收到的言語信號(字元或語音)通過大腦解碼之後,其中的資訊再通過大腦用另一種言語信號傳遞出去。因為語言系統的轉換、語境、文化、意識形態等等的不同,接收到「資訊」跟再傳遞的「資訊」之間必然有一個「整合」過程,這就是最嚴格意義上的翻譯。

澳大首次舉辦翻譯傳譯認知研究國際研討會

要研究翻譯的認知過程,必須採納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即系統地採樣、系統地觀察與分析採到的樣本、系統地對分析結果進行解釋。成熟的經驗學科如物理、化學、生物以及各類工程學,在上述三個階段都有成套的理論和方法程式。研究對象跟人有關的心理學和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程式也相當完備,尤其是實驗心理學。

另外,過去30年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一項碩果,就是高科技產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普及,使研究者們受惠,比如大容量、高效能的計算機、各種便利研究的軟件(比如統計程式、鍵盤輸入記錄程式等等)、眼動儀(eye-tracker)、腦電波儀(EEG)、腦磁波儀(MEG)、正電子儀(PET)、磁共振儀(MRI)等等。這些以前以為只有科技研究者才用的工具,翻譯研究者也照樣用。

翻譯(尤其是傳譯)時不同語言的一進一出,完全是人的大腦和認知能力的應用,非用這些工具而不逮。人文學者應用實驗工具解決自己的問題(再如用fMRI調查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時的大腦成像),科技學者應用實驗工具解決跟人文有關的問題(譬如自然語言處理),二者之間交叉融合,似乎是學科發展的方向、時代前進的象徵。當然,翻譯研究者如果沒有自己的實驗設備,大可作為的地方就是建立語料庫。語料庫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口譯錄音及其文字的轉寫。

澳大同傳訓練室

應用語料庫進行翻譯研究

傳統的語料庫技術是從語料庫語言學和計算語言學那裡傳承下來的。初衷是採集大量的自然語言語料,從中找到語法規則和語言應用的規則,尤其是語素和詞組的規則。理論上,它是特意要與由理論導向的語言研究相對抗(譬如不相信存在普遍語法規則、認為語言系統是各種特定構式的集合)。技術上,計算機搜索形態、語素、長度有限的詞組,基本上做得到,而要搜索句式和比句大的語言單位,就有困難,必須要進行人工標註。

而研究者要親力親為去做標註,正是利用語料庫來研究翻譯不可避免的一關,因為我們要從文本(原文和譯文)中去看的東西,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語素和詞,而是以文本句(textual sentence)為單位的「話語小段」(mini-discourse units,MDU)。這是應用語料庫來進行翻譯研究的特質。至於要建甚麼樣的庫,是跟研究目的相關的。

澳大翻譯傳譯課程學生經常獲獎

比如,筆譯和傳譯不同,前者基本不受時間的限制,我們不知道譯者花了多少時間把譯本生產出來,而後者(尤其是同聲傳譯)非守時而不可。因此,文本庫必須是「一對多」,即一個原文對應兩個或以上的譯文,如此,方能找到文本中認知特徵的共性,即不管譯者是誰,都會表現出來的那些特徵。而且,因為是「一對多」,如果有共性,那就是跟時間因素無關的共同特徵。

與之相對,傳譯庫則不必是「一對多」,因為時間因素的限制,任何傳譯員,在即時傳譯的條件下,傳譯過程應該大致相同,除去個人因素,留下來的,足以反映過程的共性。當然,即使是拿語料庫作工具,取語料庫自動生成的語料模式,如何去定量定性分析,涉及一系列的理論和方法程式的問題,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今天,大腦科學進展神速,翻譯認知過程的研究隨之興起,正是適逢其時。

何元建教授,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英文系翻譯學教授、翻譯學教研組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學和翻譯學。

李德鳳博士,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英文系翻譯學教授、翻譯傳譯認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學和二語教學。

第12期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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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6T16:14:56+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