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學遇見社會秩序與公正── 澳大的獨特學科

文│李德
中文翻譯│陳靜

自古以來,人類就通過種種努力,力求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縱觀人類發展史,哲學家和思想家們無一不苦苦思索,試圖找到建立安全公正社會政治制度的最好方式。然而,直到上世紀中,對犯罪和司法的研究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過去三、四十年間,犯罪學與刑事司法是全世界社會科學領域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今天,包括劍橋大學、牛津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在內的很多領先學府都提供這方面的課程。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的迅速發展主要歸功於學生對犯罪、司法、法律、公共安全和法醫學等問題的濃厚興趣,也反映了在執法、矯正、法院及安防行業不斷增長的就業機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澳門大學於2009年建立犯罪學研究生課程。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該課程已發展 成為亞洲規模最大最優質的課程之一。目前,該課程 擁有 40 名碩士生和 12 名博士生。該課程的絕大多 數教學人員均在犯罪學與刑事司法領域的領先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多篇論文。此外,該課程在亞洲數個關鍵 領域具有領導地位。例如,亞洲犯罪學學會和亞洲藥 物濫用研究學會的總部均設於學院內。亞洲頂尖犯罪 學期刊《亞洲犯罪學期刊》的編輯部也設於此。

研究也是澳大犯罪學課程的一個優勢領域。該課程師生所從事的研究活動主要分成兩大類。一類旨在促進對犯罪和偏差行為分佈及原因的認識與瞭解。另一類是與政策相關的研究,旨在推動在澳門、中國內地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建立良好公正的社會秩序。作為一個跨學科領域,犯罪學需要用到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經濟學、教育學、公共衛生學、公共行政學以及神經學等多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澳大的犯罪學研究,不管是學術型研究還是應用型研究,都體現了這種跨學科思維。以下是該課程教學人員所從事的其中一些研究項目。

李德教授目前所研究的兩個課題涉及社會學、心理學、法學和教育學。第一個課題是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發展結果(包括青少年犯罪)的影響。通過深入訪問中國其中一個大城市的30個中學生及其家長和班主任,李教授發現,中國家長的教養方式很難用西方的分類方法(即專制型、權威型、放任型和忽略型)進行準確界定。儘管如此,他發現放任型和忽略型的教養方式會顯著增加對兒童發展的負面影響,包括導致反社會態度、少年犯罪以及學習成績差。雖然權威型的教養方式可以減少中國青少年的行為問題,這種影響往往受制於家庭動態的其他方面,特別是親子關係。為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李教授對同一個城市的3,100多名初高中學生做了問卷調查,收集了一組具有代表性的數據。目前,他正著手研究收集的數據,想看看這些數據是否支持之前訪問得出的結論。

李教授目前從事的另一個研究項目是中國的「大宗謀殺」現象。李教授借助NVivo軟件,分析2000年至2011年期間發生在中國的近600宗涉及兩人以上死亡的殺人案件。其研究結果否定了殺人犯都是瘋子神經病的傳統看法。當然,殺人犯中屢見反社會人格,但「大宗謀殺」一般都是非隨機事件,而且殺人者自己覺得,他們這麼做是很有「道理」的。李教授發現有兩個社會因素是造成這種「大宗謀殺」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其中一個是關於榮譽和復仇的文化。有些人信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認為報復是實現公正的唯一途徑。這些人往往覺得,被人傷害了,就有權報復,不這麼做會被視為懦弱,是一種恥辱。如果是家人受到傷害,不能通過復仇捍衛家庭榮譽的話,會被視為對家庭的背叛。

對信奉這一原則的人來說,最終極的報復不僅僅要殺死傷害他們的那個人,還要殺光他的全家,包括所有女人和孩子,以免留下活口日後尋仇。另一個社會因素就是,政治司法制度未能保護邊緣群體的基本權利。當今,很多中國公民深知其權利受到侵犯,卻苦於沒有機會通過公平的司法和行政途徑為自己討回公道。憤怒鬱鬱不得發,悶在心中日積月累,最終便火山爆發,以極端的暴力行為表UMAGAZINE ISSUE10現出來,導致殘殺大群無辜陌生人的慘劇。李教授認為,中國社會如果不解決導致暴力行為的根本原因,「大宗謀殺」現象將會更頻繁地出現。

劉建宏教授在過去兩年同時從事幾個項目的研究,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即建立一個「亞洲典範理論」。他比較西方與亞洲的刑事司法制度,重點研究概念層面的不同,並認為這些不同之處深深影響了刑事司法制度的運作。他認為,亞洲式的智慧可以引導刑事司法改革朝著正面的方向前進。「亞洲典範理論」指出,西方關於犯罪和司法的概念是「個體論概念」,即個體是研究的單位;而亞洲概念則具有集體取向,是「相關概念」。西方刑事司法和犯罪控制的對象是犯罪本身,而亞洲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西方對犯罪的定義是,個人違反國家刑法的行為,犯罪的概念是「以國家為中心的」。這個概念將犯罪視為犯罪者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因此,國家必須找出罪犯,施加懲罰。與西方刑事訴訟中採用的衝突理論相反,亞洲更傾向於非衝突的方式,強調找到解決方法,鼓勵犯罪者供認真相,表示悔改,換取寬恕。解決方法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懲罰。劉教授的建議是,不妨建立一個綜合體系,吸取東西方智慧,為未來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參考。

趙若輝博士目前從事的研究項目是中國西部某個較落後城市青少年犯罪以及青少年對警察的態度問題。針對許多西方國家研究多時的一些重要課題,她在該城市的22個高中裡對2000多位學生進行隨機問卷調查,希望收集數據回答這些問題。問卷調查的目的是分析中國和西方國家青少年犯罪和受害的區別和相似之處。除了青少年犯罪問題之外,該研究還探討了中國青少年與警察之間的關係。目前,趙博士已開始著手分析相關數據,並已發現有證據支持以下的假設:第一,警官往往會對街道角落或犯案黑點那些看似無人監管或「迷失方向」的青少年格外留意,因為他們的出現通常會加劇當地居民的恐慌心理。第二,青少年對警察的看法一旦形成往往很難改變,會一直帶入成年。

郭世雅博士當前研究的一個課題是家庭暴力。在美國,家庭暴力是大學生普遍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為瞭解導致家庭暴力的因素,郭博士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她希望通過實證可以確定,哪些風險因素導致有些美國大學生淪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實施者。換言之,為什麽有些學生更容易淪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實施者?

郭博士於2011年至2012年期間在美國一間中等規模大學收集的數據顯示,家庭成員濫用藥物是導致有些學生淪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一個重要風險因素。另外,通過瞭解某人童年有否經歷過家庭暴力,可以對其將來是否會對親密伴侶實施暴力進行較為可靠的預測。童年經歷過家庭暴力的人比沒有經歷過家庭暴力的人更容易對其親密伴侶實施家庭暴力。結果表明,應該為濫用藥物人士提供有效治療,並加強防止虐待兒童的援助。

蔡天驥博士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對行為的影響以及量化研究方法的設計。蔡博士特別感興趣的是如何結合社會因素和生物因素來研究各種社會問題,如社會與健康行為、階層化以及社會網絡。例如,他發現某些基因型(DAT1, DRD2和MAOA)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取決於社會過程,例如家庭動態、同伴關係以及上學情況。

雖然基因變異可能會增加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的可能性,但正面的社會影響往往能在某種程度上抵消這種影響;同理,正面社會影響的缺乏可能會放大基因變異的影響。他還發現,雖然遺傳傾向有時會導致有些青少年更容易染上吸毒、吸煙、不良的飲食習慣以及從事冒險的性行為,但朋友的行為作為一個特別重要的環境因素,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中和基因的影響。

劉海燕博士對美國和中國的知識產權刑法實施進行了比較研究,重點研究知識產權刑事執法的對象、作用、後果以及影響因素。研究揭示了在刑事執法階段對轉移到中國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的獨特理由、作用以及意外後果。劉博士發現,宏觀層面的文化、經濟、政治和法律因素導致中國人普遍缺乏知識產權意識,沒有認識到知識產權是自然的、不可剝奪的私有產權。兩國知識產權刑事執法的具體情況受到幾個中級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響。兩國刑事執法的重點存在大量相似之處,這就表明,在刑事執法中,經濟狀況是決定因素。

政治因素也影響中國知識產權刑事執法的對象。這些因素包括國家實施干預以保護煙酒行業的稅收利益、制訂相關公共政策以打擊威脅人們健康和安全的假冒產品,以及為了實現其他政治目的而開展的管控,例如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出版物的進口限制。在考慮各種公共政策、社會正義以及當前發展要點後,劉博士的結論是,中國的治本之策在於發展知識財產相關產業、提高公民和企業的知識產權意識、創造尊重權利和規定的文化、鼓勵私營機構索取和使用私有權,允許公民監督政府活動,從主動式行政刑事執法向被動式民事執法轉變。

徐建華博士最近的研究重點是中國的現代「駱駝祥子」們,即如今在廣州駕駛摩托車、自行車、三輪車或電動自行車載客的「搭客仔」。徐博士過去幾年在廣州訪問了大量警察和搭客仔,也親身觀察了他們的日常工作。通過這些訪問和親身觀察,徐博士發現,三輪車載客業作為一種道德經濟,對在大城市遭受來自社會各個層面排拒的中國民工來說,具有特別的謀生意義。廣州警察每年沒收超過25萬輛三輪車,對貧窮的民工來說,這意味著2.5億至5億元的經濟損失,這無疑也造成民工和警察之間的關係異常緊張。

雖然大多數情况下,搭客仔不得不被動接受謀生工具被沒收的命運,但有些被逼急了的就會通過種種暴力行為,包括自焚、自殺、襲警、傷害無辜群衆、甚至發動暴亂,來表達他們抗議、沮喪和絕望的心情。徐博士認為,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排拒是導致民工暴力襲警的宏觀架構層面的原因。在中國迅速發展的都市化進程中,社會因素如何催生了暴力?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排拒如何導致社會暴力行為的蔓延?徐博士的研究對這些問題做出了一針見血的回答。

從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很難用傳統分類方法對犯罪學研究進行歸類,因為犯罪學領域的研究課題往往涉及法律、社會、心理學、行政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問題,是跨學科研究的綜合體。為徹底瞭解犯罪學的相關問題,找到解決方法,我們通常需要採用一個多角度多方位的綜合方法去進行研究。犯罪學是一門真正超越了傳統學科界限的科學。而且,犯罪學不只是科學研究,它還關乎政策與實際,以推動集體力量建立一個公正有秩序的社會為己任。學術研究帶來科學發現,然後通過犯罪學領域的政策分析,我們可以將這些科學發現轉化為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與實踐,從而更好的保障個人權利,提高生活質素,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或許正因為此,我們才說,不管是學術層面還是應用層面,犯罪學都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

本文作者為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亞洲藥物濫用研究學會主席。曾於美國司法部擔任統計師及項目主管。亦曾任馬里蘭大學和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和刑事司法學助理教授。

第10期 |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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