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諾貝爾之路 ─ 楊振寧專訪

文│呂莉莉
筆錄│校園記者高紅

圖│李思

「那時物理學家們的處境曾被描述為一個被關在黑屋子中的人。他知道在某一個方向一定有一個門可以走出去,但是這個門在哪個方向呢?」在其自傳裡,楊振寧這麼描述著。曾在這個黑屋子裡摸索的他,不斷的碰撞、討論和思考。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解開了物理學界之謎,打破當時奉為圭臬的「宇稱守恆理論」,發現並提出「宇稱不守恆」,繼而成為最早得到諾貝爾獎的華人物理學家之一。2014年2月,楊振寧教授到訪澳門大學,以《我的學習與研究經驗》為題,和觀眾分享他的諾貝爾之路,講座一票難求。在講座前一天,《澳大新語》獨家約訪楊振寧教授,請他分享:在這條諾貝爾之路上,大學究竟佔了甚麼角色?

楊振寧
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生於中國安徽,中學時因一本《神秘的宇宙》而開啟他對物理的探索。於中國西南聯合大學研究所畢業後,赴美深造,分別於芝加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進行研究工作,後長期執教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楊於統計物理、粒子物理及量子場等領域成就斐然,除其著名的「宇稱不守恆」理論外,他與羅伯特·米爾斯提出的楊-米爾斯理論,對基礎物理學具有深遠影響。

楊:楊振寧|
澳:《澳大新語》

澳:你在普林斯頓待了17年,這17年有你所說的「興趣→準備工作→突破口」的經歷,其中你有厭倦過嗎?會累和辛苦嗎?

楊:做我們這種研究工作的,沒有覺得累的觀念,原因是我們所發生興趣的題目,常常有它引人入勝的地方,所以是興趣驅使我們去研究,研究不一定成功,可是並不覺得苦。有些運動員訓練的時候,要花很大的毅力,做科學研究工作沒有這個現象。通常都是有很大的興趣,這個興趣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沒有覺得有很困惑的情形。當然你有一個觀念,想了半天,做了一些研究和計算,可是不成功,當然有點沮喪,可這不是一種痛苦。

澳:那在研究生活裡,你覺得最沮喪的是甚麼?

楊:我覺得最使得一個研究人員沮喪的,就是他有一個問題,總是左衝右突都不能突圍。比如在1956年,那時我們這個領域的前沿研究人員,都在搞一個問題叫θ-τ之謎,關於宇稱守恆的問題。我們當時覺得自己是在一個黑屋子裡,這個黑屋子裡頭我們不知道向哪個方向去摸索,在這個黑屋子牆上找一個門。當時最困擾的是,在黑屋子裡,你不知道是向前向後向左向右,這是困擾的,不過我想,並沒有痛苦。有時候想了一天,覺得也許向右邊走就可以。於是就向右邊去摸索。不過通常是摸索了半天都沒有結果,有時就想,也許應該向左邊。這樣的經驗,是所有做研究的人都常常要經歷的。

楊振寧在澳門大學舉辦的分享講座一票難求

澳:你認為作為一名研究者或是一名學生,他應該要有怎樣的學習態度和個性呢?

楊:我想這個與人有關係,與當時題目也有關係,而且同一個題目在不同的時期,所需要的態度也不一樣,比如說物理學到了20世紀與21世紀是分的很清楚。有一組人做理論,有一組人做試驗。我就是做理論的。有時,在物理學發展的歷史裡,理論領先,新的主意,一般是念理論的人提出來的;可是另一種時候,是做試驗的人研究出新現象,成為當時這個領域裡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所以,在不同的時代,同一個領域,甚麼是最大的推動力,是不一樣的。當然不同的人,同是做理論物理的人,有的人喜歡做一類的研究,喜歡用一類的方法去看待問題,有一類人又會用另一類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研究氣質和風格,成功的可能性常常是不一樣的,所以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情景。

澳:實驗物理學者和理論物理學者,這兩者的合作是否很重要?

楊:當然。在我剛做研究生的時候,一九四幾年、一九五幾年開始,那個時候,已經知道有幾種基本粒子,整個世界都是由這幾種粒子造出來的,可是忽然在那幾年之內,有做試驗的工作者,發現了一些從前所沒有見過的粒子,而這些粒子不是做試驗的人、也不是做理論的人所預料到的,就給它們起了個名,叫做奇異粒子。所以50年代,最紅的問題就是要研究這些奇異粒子是些甚麼東西,他們有甚麼性質,以及還有沒有更多的奇異粒子。這些問題是試驗物理學家所啟發出來的,理論物理學家沒有提出過這些粒子。這是一個理論需要實驗的例子。反過來的例子也很多。

楊振寧教授接受《澳大新語》專訪

澳:實驗物理和理論物理學家思考的方式不一樣,在合作上是否會有困難?

楊:大家的經驗不一樣,當然會有困難。而且大家的價值觀也不一樣,更會加深困難。

澳:你曾說過,在西南聯大跟同學的討論,奠下了你對物理的熱情以及討論方式,能否分享?

楊:如果對於基本的問題發生了疑問的話,尤其是非常基本的問題,這個時候辯論是最激烈的,就好像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發生爭吵的話,小事情就算了,大事情不能夠這麼就放棄。讀書的時候,對難懂的東西最好跟同學辯論,這是我的經驗。

澳:在你求學的生涯中,大學佔了一個甚麼樣的角色呢?

楊:我在西南聯大唸書的時候,學了很多物理學的基本原理,西南聯大的物理課程教得非常認真,也非常紮實,這給了我一個很紮實的基礎,就好像是蓋房子,在地基上打了很多樁,弄得很整齊。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後,發現芝加哥物理系的風氣跟這個完全不一樣:他們所感興趣的,不是過去的已經成經典的物理學知識,而是一些新的現象。我既得到了西南聯大的教育好處,又得到了芝加哥大學研究氛圍的好處,兩個大學都在我的一生中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澳:你說芝加哥大學是重要啟蒙者,那你在西南聯大的地基是否也很重要?

楊:當然。我有很多芝加哥大學的美國同學,他們沒有我在西南聯大所累積下來的很好的很紮實的基礎,所以學習沒有我快。


澳:比較國內外的學校,國外學校會比較提倡同學之間多討論,但國內學校則傾向上課紮實,鼓勵學生多唸書。你認為對學生來說,怎樣才算是一間好的大學?

 

楊:從一個學生的立場講起,如果他去一個學校,這個學校能把他引導到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將來大大有發展,而又很適合他做,這個就是好的學校。假如把他引到越走越困難的方向,那麼這個學校就是不好的。當然他就會問,我怎樣才知道一個學校是符合這樣的條件呢?這個問題無法有好回答,不過報名入學前必須瞭解學校的過去教學成績。


澳:一間學校要達到這樣的目的的話,是否要透過優秀老師對學生做到好的引導呢?

楊:對!這個非常重要,在科學的前沿也好,社會科學前沿也好,一個系的系主任還有系裡的元老,就要看清楚了這個系、看清楚了哪幾個領域會有發展,就向這些發展,就引進這些領域的優秀老師。那麼這個系在之後的五年、10年就靠這個方向的發展而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系。假如這個系的主任和元老,對這個選擇做了不正確的決定,選擇了一個沒有前途的,那麼對整個系的發展,以及這個系裡年輕學生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在《我的學習與研究經歷》講座前,楊振寧和來自澳門和珠海的大專生交流,勉勵學子。

第10期 |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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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6T16:45:26+08:00